所谓权贵集团经济，亦称权贵资本主义，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的财富，断掉非权贵（尤其指广大中小企业）通过勤劳与智慧公平获得财富的出路的经济形态。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村裕彦先生说，日本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的高端制造大国？因为日本没有多少资源，能源自给率不到20%，粮食自给率只有28%，要维持日本人的生存，满足能源和粮食的进口需要，就必须发展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这是日本的生存之道和生命线所在。1990年中国居世界经济第10位，1995年超过巴西、西班牙、加拿大上升到第7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4位。

人们常常感叹，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滑坡，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行为严重污染和败坏了社会风气。总体上看，中国仍然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几代人的差距，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1984年底，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突破1000亿美元。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

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一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在日本的大街上、地铁里，看到的上班族都是西装革履，日本人喜欢穿西装是一种自律的文化要求。当私人、企业进行这种探索时，他们以其自身资源为自己的决策负责。

第三步，对发展机会的实现涉及到重新配置社会资源。一个国家不会只有一个由资本\人力密度比所决定的最优比较优势行业，而是有无数个行业，每个行业中有无数个企业。游戏规则可能被建立起来并出现寻租路径锁定，错误经年难改，僵尸企业横行。不确定性意味着难以对未来进行概率计算，尤其是涉及到产业升级之时，本质上行为人面临的是对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估算问题。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由生产可能性边界来界定，后者是由特定时期这个经济体所运用的不同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等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例如没有恶性通货膨胀）、法治健全、产权得到保护等制度与环境十分重要。

除了制度与政策造成的扭曲之外，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宏观管理的失败。相比较于政府而言，企业才是探索自身最佳比较优势组合、推动最佳产业升级路线的合适主体。每个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有自己特异独立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是所有这些企业、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加总。以中美两国的比较而言，美国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最外端，发展机会创造速度缓慢，对有效投资的需求不大，美国经济产出中仅有不足15%配置于新资本形成。

是什么阻碍了欠发达国家取得似乎手到擒来的成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如果错了，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认错出场，资源撤出这个方向的配置。前者指全社会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革新，而后者则是指一切能为行为人代来利润的可能性。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总结的另外一条经验就是宏观经济的稳定。

发展机会和经济主体的利益通过那种方式联系起来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机会的识别与实现。这个过程之中，林毅夫教授深恶痛绝的、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必然会发展起来。

这种落差可以称为后发优势，它事实上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最为丰沛的来源，毕竟，模仿性创新比自主创新要容易得多。林毅夫教授似乎认为，结构主义经济学推荐的政策违背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因此失败，如果各国政府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就可以成功。

首先，内向型经济政策及其配套的汇率高估，通过打击劳动密集型行业、农业与出口行业，鼓励了比较劣势行业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资源配置调整是实时无限次发生的，判断对错并不要紧，但不能退出错误就会导致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而这恰恰是林毅夫教授希望避免的。试错几乎是唯一的计算手段。换言之，一个个微渺的个体以其琐碎的、每时每刻的试错来探索，并在败就亡制约下迅速改正错误。如果对了，一个行业就发展起来，吸附更多的资源，资源就按照事后证明的比较优势进行了调动与配置。恶性通货膨胀降低了扭曲了价格体系、降低了可预测性、压低了储蓄意愿，同样导致发展机会的浪费。

这一解释框架中的逻辑漏洞，除了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论及的对政府公正、利他假设的依赖之外，更重要的是没有意识到政府发挥的因势利导作用往往是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然而，现实中，欠发达经济体取得的成功却很少。

这种改进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承担行为，由每个行为主体在近乎随机的、本地化的碰撞中去探索可能有的对生产技术、流程、经济要素的重新设定，并动员社会资源来实现这种重新设定。的确，发展的秘密对于经济学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其重要性或许不亚于解释经济周期成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有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

相反，当政府主动进行行业选择的时候，为其错误卖单的是普罗大众，它不会对失败有那样的戒惧忐忑，往往还会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试图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更改游戏规则等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判断。如果不存在制度与政策制造的扭曲，生存下来的企业自然是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每个瞬间的经济也是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比较优势状态。

但是，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数词，而是一个复数词。第二步，对发展机会的识别涉及到主观因素，因此，稳定而收敛的要素价格是重要制约力量。政府权力对发展机会寻租导致民营企业无法进入有利可图的、隐喻发展机会的各个行业与领域。林教授认为，第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国家及其政府采用进口替代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而代之而起的华盛顿共识则不能解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与拉丁美洲近年来的失败，没有意识到在欠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可以而且也应该发挥助推的作用。

一个不能提供稳定、收敛要素价格的经济体，将使相关行为人无法判断发展机会的利润与风险大小，从而阻碍它的实现。必须说明的是，宏观管理的失败往往与制度与政策扭曲密不可分，甚至往往就是前者的直接后果。

拉丁美洲诸国没有能力管理其债务、货币与银行体系，以至于周期性遭遇恶性通货膨胀。发展就体现为这些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发生这种改进的机会称为发展机会。

中国既有许多制鞋厂，也有很多高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这样的高资本密度公司。进入专题： 新结构经济学 。

而外源式发展则是指，当发展机会所要求的投入超出自己的内部资源能力时，依靠借贷，借得额外的资源（以动员社会资源的权力——货币——为典型体现），从而实现发展机会。第五，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也打击了私人尝试的积极性，司法不公、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任意剥夺、税收与监管规则的随意变化等都会大幅降低可预测性，这种环境中许多发展机会难以被识别与利用。因此，不是投资决定发展，而是发展决定投资，或者说，实现发展机会的多寡决定投资规模：即只有当经济体识别并尝试足够多的发展机会之时，才会产生对投资的充分需求。发展机会的实现有两种方式，一为内源式发展，二为外源式发展。

换言之，林毅夫教授承认并强调了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但指出市场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遵循增长识别与协调六步骤，引导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发展，取得最快的升级换代与经济增速。第三，国营企业或者政府支持的私人企业对资源的汲取与浪费造成许多发展机会难以得到资源动员能力的支持，导致这些受到保护的行业采取高效技术的速度极为缓慢。

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可以送到政府面前据以决定那些行业应该鼓励，那些不应该。如果没有这些扭曲，发展机会所隐喻的高效率自然会淘汰旧的生产方式，推动经济进步。

一旦金融被涉及到，现代经济的动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发展的两种形态——斯密型增长与熊彼特型增长——都会呈现出来，前者的主要手段是借由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扩大而引致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后者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及其相联系的资本积累对技术水平进步的固化。有两个概念应予区分：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